在税务争议解决中，听证程序因其公正高效，常被视为纳税人维权的“黄金路径”。然而，现行法律并未在行政处理阶段普遍赋予纳税人申请听证的权利，导致其往往只能转向事后救济，面临“复议前置”和“缴税前置”的双重门槛，不仅程序复杂，纠错效果也难如人意。对此，本文主张，对于重大税务处理决定，应在作出前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引入听证程序；在进入复议阶段后，对符合条件的重大案件也应依法组织听证，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关于“重大”税务处理决定的认定标准，我国现行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实务中，可参考《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1号)第11条确立的认定标准，该条款具体列举了五种情形及一项兜底条款：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自行制定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标准、督办案件、司法机关或监察机关要求出具认定意见的案件、拟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案件，以及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认为案情重大复杂的案件。
基于上述规定并结合实务经验，判断税务处理决定是否构成“重大”可从以下维度进行综合考量：首先，金额标准方面，应参照各省级税务机关制定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金额标准;其次，案件性质方面，需考察是否属于督办案件、是否涉及司法程序等特殊情形。此外，鉴于现行法律对“重大”标准未作出穷尽性规定，在具体认定时应当结合个案的特殊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具体而言，若案件涉及的业务模式在特定区域内具有典型性，可能对该地区同类业务产生示范效应;或者案件涉及新兴业务模式，可能引发行业监管或司法实践方面的重大影响，这些因素均可作为论述增值税务处理决定是否“重大”的参照。
其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根据本地情况自行制定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标准不一，部分地区标准整理如下，其中广西增加了“涉税金额”的认定标准：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浙行再6号《再审行政判决书》中明确认定税务机关作出重大税务处理决定时，若未依法组织听证即构成程序违法。
(一)基本案情
2010年至2012年期间，甲公司累计取得出口退税款共计人民币2500余万元。2014年，当地税务稽查局经调查认定甲公司存在“真代理、假进销”的税收违法行为，遂向其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追缴已退还的全部出口退税款。甲公司对该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当地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但复议机关维持了原处理决定。在此情况下，甲公司以稽查局在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时未依法告知其享有听证权利、程序违法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法院判决
1.一审判决：未充分保障甲公司陈述、申辩权利，税务机关违法
一审法院的裁判要旨明确体现了行政法上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适用标准。法院从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证：首先，在规范层面确认正当程序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该规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决定时，应当履行事前告知义务、充分保障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权利;其次，在事实层面认定追缴2500余万元出口退税款的决定对纳税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最后，在程序审查方面指出税务机关未因影响重大利益举行听证，未充分保障甲公司陈述、申辩的权利构成程序违法。稽查局和国税局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2.二审判决：协商沟通已充分保障了甲公司陈述、申辩权利，撤销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的裁判思路与一审法院相近，但对是否保障了陈述、申辩权利有不同意见。法院首先从规范层面指出，案发时《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尚未施行，缺乏关于听证程序的明确法律依据;其次，在事实层面认可涉案金额达两千余万元确属重大，本应适用更高标准的程序保障;但在程序审查方面，法院则认为在处理决定作出前，税务机关多次与甲公司协商沟通，本案虽未组织正式听证，但甲公司相关实质性陈述、申辩权利应认为已经得到保障。稽查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理的程序合法，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予以撤销。甲公司不服二审判决，遂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3.再审判决：未因影响重大利益举行听证，亦未充分保障甲公司陈述、申辩的权利，程序明显违法
再审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应当依据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事先告知相对人，并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以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决定明显对甲公司的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稽查三局在原审法定期间内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在作出该处理决定前，未因影响重大利益举行听证，亦未充分保障甲公司陈述、申辩的权利，程序明显违法，故撤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和国税局作出的复议维持决定。